第135届广交会，又有哪些新亮点？ | 叮咚视评

相对人享有表达权后，政府必须履行听取公众意见和诉求的义务，由此形成了双向互动的行政法律关系。

首先，法制缺位使行政合同欠缺发展之基本条件。[26]最后，法制缺位阻碍了关联问题的妥当解决。

按照通说，行政合同是以合同的形式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自然可以涵盖行政协定。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提出：无论哪种经营责任制，都要运用法律手段，以契约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③法制缺位限制了行政合同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⑤程序要件，即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其次，行政合同在实践中长期存在。

其三，现行行政程序、行政救济制度与公法模式不相兼容。③因出现不可预见的重大情势变更，如依原约定显失公平，当事人一方可请求对方适当调整合同内容。张之洞的非常之举既表现了他推动黄宗羲从祀孔庙的决心，更可借此窥见，他将清末立宪所试图创造的新型政治形态，理解为正是建立在儒家强调君臣共治、王权为民的思想脉络的基础之上。

[45]《礼部郎中吴国镛拟奏》及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 卷，第5—18 页。[42]《掌江苏道监察御史贵秀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3 卷，第5 页。于是，就在正反双方交章争论的次日，上谕：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折，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着从祀文庙。[70]胡思敬：《国闻备乘》第3 卷，三先生从祀条，第15页。

（5）农工商部（农工商部丞参上行走道员袁思亮执笔）。《明夷待访录》的表述之所以被追溯到作为儒家经典的《孟子》，乃是因为清末的政治改革与黄宗羲的某些主张有着共通之处，而关于黄宗羲应否从祀孔庙的争论，也就转变为清末立宪对君民关系的重塑在儒家思想的体系中是否具备合法性的问题。

（10） 内阁中书马士杰。[35]《吏部主事胡思敬陈言不可轻易改革官制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31—436 页。这样，礼部的此次覆奏实际上比被张之洞否决的那次更退了一步。无论朝野对这部准宪法都有什么样的声音[55]，三儒从祀的正反双方选择在这个时候展开最后交锋，显然与这种政治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7]参见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立宪的主持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代表新型政治理念的先儒进行表彰，有助于表达政府对于推行宪政的诚意，有助于消除各类异议人士对政治改革的疑虑。[17]第三则是三儒的各项主张多为当时的政治改革所采纳，所以他们不仅是具有精神学问的大儒，更是发宪政之先声的政治先知。虽其著述太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不过，三儒的这种形象并不是由朝廷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清末政治变革的过程中，趋新士人结合传入的西方政治思想，对三儒著作进行重新阐发而逐渐形成的。进一步说，传统的思想资源自有其自我更新的能力与愿望，政治变革的失败也许更多地要从政治层面寻找根源，而非一味归咎于思想与文化的历史传统。

学界对此事早有关注[1]，笔者根据新发现的原始材料，又对三儒从祀的全过程进行了重新考辨[2]，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大致清晰。[61]严修属于积极推行宪政的一派。

南皮坚请断自宸衷，准予从祀，至是议始定。但是，他回避了三儒著述与革命思想的关系这个敏感话题。[39]既然如此，那么胡思敬对黄宗羲公是非于学校的主张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也就毫不为怪了。清代延续明代制度，以孔庙祀典为中祀。（4）法部左侍郎绍昌、右侍郎张仁黼。[53]《礼部奏》，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1 卷，第1—3 页，此奏又见《光绪朝东华录》第5 册，第5993—5994 页。

[14]胡玉缙：《拟准御史赵启霖奏请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议》，《许庼遗集》（稿本）第1 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第115—116 页。吴国镛的拟奏十分冗长，竟达8000余字，对三儒著作详加引用，条分缕析，主张请祀顾炎武、王夫之而驳回黄宗羲，并对黄氏著作逐一指摘，尤以《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不合君臣大义，几乎逐句批驳，结论是黄宗羲学问之驳、著述之谬，一至于此。

与此前争论双方的论述不同，这次最后的对决已经不再以道统、传经等从祀孔庙的传统标准为言，甚至也较少涉及学术问题的评价，双方争论的焦点完全集中到三儒学说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尤其集中于《明夷待访录》在宪政中的位置问题。陈衍认为，此前三儒之所以屡次被驳，殆以王、黄二儒曾事鲁王、桂王，炎武虽受唐王之召而未往，其实他们与同时始终未曾出仕的孙奇逢、陆世仪、张履祥，以及为明殉节的黄道周、刘宗周异迹同心，现在诸人均已从祀，独有三人尚付阙如，似于崇儒重道之大公有所未尽。

[52]关于曹元忠草奏之前，先探得孙家鼐意旨的细节，见涵秋[雷瑨] 《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从祀记》，上海《文艺杂志》，1915 年第8期。以上朝臣的议论表明，即使是体制内的人士，也在与政治对手分享着同样的思想资源和符号体系。

事实上，在关于黄宗羲从祀的争论中，汤武革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观念符号，中西政治观念的交锋被直接转化为儒学内部古老的争论，这不能不说是近代思想史上的戏剧性一幕。[23] 京畿道监察御史崇兴、掌京畿道监察御史成昌、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吴钫、京畿道监察御史沈潜联名的说帖亦就四库提要对三儒著作的批评进行了类似的辩解，称四库提要几乎对所有的著作都有批评，包括朱子本人，并无碍于朱子身任道统的地位，对于三儒亦应作如是观。[20]对于这些问题，支持者仍然延续了此前请祀者的策略。而三儒其立身行己，皆于艰苦卓绝之中，具忠贞笃诚之操，毅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后为己任，其于圣贤之道，非但多所阐明，皆能躬行实践，深入堂奥，为后来儒者所不能及，应当予以一并从祀，以树薄海之仪型，俾远近闻风者咸知以希贤希圣为心，自不至叛道离经，荡轶 于礼法之外，实可以敦崇正学，维系世变。

可是，三儒从祀一个月以后，光绪与慈禧相继死去，三年后辛亥军兴，诏墨犹未干，呜呼旧社屋，所以不仅三儒豚蹄何足歆，而且煌煌宣尼宫也行见茂草鞠，令作者泫然泪下。为臣者不当跻身于仆妾，而以服役为务。

[34]他对改定官制反对犹力，曾专门上奏指陈官制改革的弊端，称这种改革误信讆言，仿东西洋规制，不设吏曹，悉解散其权，倒柄而授之督抚，将会导致天子失权，号令不出于一城，不待四邻分割，已成支离破碎之区的局面，而且资格一破，人人有侥幸之思，维新党派就可以趁机窃夺利禄，占取权位。而顾、黄、王三人在晚清的形象恰恰建立在其政治主张的基础之上，这些主张又被解释为与某些传入的新思想暗合，甚至被当作中国早有此类思想的明证，因此三儒的从祀也就被认为是政治变革的表征了。

胡思敬只反对顾炎武与黄宗羲，他称三儒讲学之宗派不同，立言之旨趣又异，但是仔细推求下来，则夫之大纯而小疵，炎武大疵而小纯，宗羲纯者无几，其疵者洸洋自喜，不恤其言之过高，遂酿成今日学术人心之大患。炎武平生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事事皆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录》切实可行，前时议者谓国史儒林本传篇末特识其在华阴时于灵台观侧建朱子专祠，则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是亦可语于传授道统矣。

三礼部收到说帖之后，先由左侍郎张亨嘉起草覆奏稿。【注释】[1]何冠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入祀文庙始末》，《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是无论当权者，还是一般官僚及士人，对于清廷立宪的诚意和前途都有诸多疑虑，还有不少人或者出于学术立场、或者出于利益驱动，对立宪及其他各类新政措施持反对态度，改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向的阻力，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郭曾炘诗中所谓邈矣三先生，遗书孰寓目并不能理解为三儒的著作真的失去了读者，而是人们已经不再以从祀时的眼光看待顾、黄、王了。

礼部的覆奏首先以清朝自己的文化政策化解了三儒的遗民身份问题，称清朝向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岂有转设文网以绳前朝遗老？其实此时三儒曾经的反清历史早已不是问题，相反正是到了危亡关头而需要表彰名节的时候。[55]比如章太炎就斥其不为佐百姓，亦不为保乂国家，惟拥护皇室尊严是急，并举其废疾六条，称虏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宪法疗之，宪法之疾又死不治，见章太炎《代议然否论附虏宪废疾六条》，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 年版，第100 页，原载《民报》第24 期（1908 年10 月）。

[24]而对于三儒学派不一，不尽笃守程朱的断语，支持者或称道统广大，不必尽属同一学派，陆军部主事裘冕群即称，三儒行迹或不免少殊，心术则终无歧致[25]。但是，到了光绪末年的最后一次请祀，整个的政治和思想氛围已经达到了突破传统的临界点，这时三儒才获取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36]这种说法的背后，是预备立宪中关于应否设置内阁总理大臣的争议。在顾、黄、王从祀孔庙前后所经历的30年中，出现过对他们是否可称传经卫道的质疑、对他们政治立场的避忌、对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地方势力的警惕、对士人舆论的压制等等，但是形势的变化逐渐超越了这些阻碍的因素，最终将这三位新型偶像的神位送入两庑。